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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原义乌“印商风波”真相

点击数:1745次    发布时间:2012-06-30    来源:粤西壹佰

导语:数以万计的印度商人并没有因为印度政府发出的预警而远离义乌。由于印度一些媒体渲染本国商人在义乌“被绑架”,印度驻华使馆年内两次发出警告,称印度人在义乌经商“危险”。而据《环球时报》记者6月上旬到义乌实地...

  • 数以万计的印度商人并没有因为印度政府发出的预警而远离义乌。由于印度一些媒体渲染本国商人在义乌“被绑架”,印度驻华使馆年内两次发出警告,称印度人在义乌经商“危险”。而据《环球时报》记者6月上旬到义乌实地采访了解,印度商人拖欠大额货款是事件的起因。义乌官方数据显示,最近几年,印籍外贸公司逃匿就使义乌商户蒙受数千万元人民币的损失,对这些零散商户来说,这相当于灭顶之灾。在个别印度商人没有闹出风波之前,以“多小杂”著称的义乌市场有着朴素和诚信的买卖传统,但面对现代商业瑕疵的销蚀,义乌商人必须进行新的商业探索。


    使馆警告拦不住印商到义乌

      在印度驻华使馆的网站上,可以看到5月21日挂出的“危险”警告,内容包括:遭遇商业纠纷的义乌印商可能被剥夺活动自由,一旦诉诸司法,将被迫长时间滞留,承担高额食宿费用,应诉者还可能被胁迫签下不利于己的文件。印度驻华使馆新闻官沙文13日拒绝就此表态,称“建议内容本身清楚明了”。但沙文说,“网上的警告可能不会挂太久了”。针对去年12月印媒炒作的“两名印度商人在义乌被绑”事件,印度使馆早前也发出过警告。据悉,多名义乌商户以这两人拖欠千万元货款为由诉诸法庭,金华中级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做出判决。
      而5月警告的时间背景是,印媒再次渲染“一名印度商人5月19日在义乌一家餐馆被不明身份的人绑架”。据悉,这是一起印度商人的外贸公司的内部纠纷,印度老板费萨尔拖欠在义乌的两名中国雇员5万元工资,并拒付两人为其垫付的40万元货款,于是当费萨尔派下属奎莱希到义乌采购时,为和费萨尔交涉,急于催款的中国雇员就将奎莱希控制起来。据义乌当地官员介绍,中国雇员因涉嫌非法拘禁被公安部门采取强制措施。
      一名义乌饰品商人对记者谈及此事,深感困惑地说:“我们是薄利多销的买卖人,一笔货款可能掐断我们的命脉。欠账的外国商人在境外时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,突然他回到义乌,就像抓到根救命稻草,怎么会放手?”
      从记者拿到的义乌官方数据看,2009年到2011年3年间,17家逃匿的印度外贸公司欠款2800余万元,其中一家注册名称为“牛津贸易(香港)有限公司”,拖欠102家义乌商户货款总计达1300万元。仅在今年前5个月,5家逃匿印度外贸公司欠款就达400万元。
      涉及印度商人的摩擦和纠纷增多,与印商成为义乌最大外商群体有一定关系。义乌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数据显示,2011年,来义乌的境外客商达到44.4万人次,其中印度客商接近4万人次,占全部客商入境人次的9%,这一人数是2007年的2.8倍。常驻义乌的印商人数超过韩商,成为义乌外商最大群体。受整体国际贸易环境影响,2012年1-5月间出入义乌的外商人次同比整体下降,但印度外商7%的下降幅度最小。这表明,印度驻华使馆的警告没有获得市场反应。
      印度使馆的警告倒是让义乌市场上的经营户更加谨慎。做日本不锈钢制品进出口贸易的老板陈仁和坦言:“现在不向印度商人赊账了,必须一次性付清。”初来乍到的29岁印度小伙拉贾的淘金梦由此遭遇现实难题。拉贾说:“我没有资金,想靠把货在印度卖掉再偿还货款,但现在没人肯这么干。”拉贾心里清楚,义乌市场一台售价35卢比(约合人民币4元)的电扇,运到印度就能10倍获利。
      扎根义乌多年的印商米卡什更为直接,他用本地话回应记者就“绑架和警告”的询问:“我和那些人没得搭界(没一点儿关系)”。米卡什的生意5年前涉足服务业,如今他把义乌商贸5街上的“德里DURBAR”餐馆分店开到广州越秀。义乌日用百货商会会长楼仲平说:“谁会不来?他们再找不到第二个义乌了。”


    外商欠账让小商户做生意像赌博

      义乌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国际商贸城有6万多家商铺,5栋连体建筑排出4公里,单栋楼内的每一条走廊都有一站地那么长。义乌商务局外贸科一名工作人员用“多小杂”描述义乌的贸易江湖。这边是来自全国的7万多经营户和20多万家供货商,那边是209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万资质良莠不齐的客商。这名工作人员说:“义乌的个体商户其实不是在做外贸。他们只是把国内的商品在国内卖给外国人,等于拿内贸的方式做外贸。”和他们进行交易的“洋个体”同样思路简单,通过外贸公司报关检验,在海关把各自的货物搜罗一下,凑个集装箱出口。多数“洋个体”一箱货有数十品类,一张报关单都填不下。
      当买卖双方都处于贸易链低端,外贸公司的作用便凸显,印媒炒作的两起印商事件中,都有外贸公司的角色。中国相关法律规定,外籍个人没有出口权,到义乌的外商只能通过在中国注册的外贸公司代理出口检验、报关等事宜。义乌市场的全国外贸公司有成千上万家,除注册地在义乌的,其他不纳入义乌相关部门管理,这让信息不对称性暴露其中。义乌公安局刑侦大队工作人员说:“零散商户被骗是因信息不对称。一名采购商在一家买几万元货物不奇怪,可他要同时从多家拿数十万元或百万元货物,支付就可能有风险,尤其是买货不砍价或买同种商品却肯接受不同价格,几乎可以认定欺诈。”
      义乌人惯于做朴素的诚信买卖,简单的收条欠条就能成就数十万、数百万元的交易,连债务关系都不去约束。义乌政府近年致力于推广合同范本,可同质化竞争导致的赊账风却难以遏制。一名几年前退出市场的“义乌二代”说:“境外追账太难了,可你不赊账,别人肯赊,做生意像赌博一样。”现在,他凭父辈积累下的铺面租金收入,过得不错。
      用内贸方式做外贸,最难就在风险控制和权利保障。国际商贸城一区聚集义乌最火的优势商品――饰品、工艺品、玩具。深圳人廖梅在四楼有一个面积约30平方米的展区,工艺品主销欧美。连续遭遇几次欠款和悔单后,她向客户提出“第一笔买卖货款必须现结,其余订金至少三成,货到一周补齐全款”。可除了恶意诈骗外,一些老客户的拖欠款让廖梅仍防不胜防。廖梅无奈地表示:“毕竟外部经济环境不好,外商在自己国内走不动货,就一再申请拖延,我只能接受。”
      义乌商务局官员告诉记者,以商贸城6万多商户、每年百亿的巨大交易额看,总体“坏账率”不高,但对个体伤害大,“有一两次,小商户就难以为继了”。


    预警平台增加商人抗风险能力

      义乌一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,金华中院最快本月宣判两名印度商人欠款案,但根据现有证据,判决的赔付金额可能远不抵商户损失。第二起事件中,由于采证困难,中方雇员讨回欠款不易。义乌日用百货商会会长楼仲平说,一系列欠款纠纷对义乌商人伤害最大。
      为探索一套适应市场的、可操作性强的抗风险系统,义乌尝试执法前移,主动搜集信息,和商户即时互动。2009年起,义乌公安局经侦大队设立“经济案件预警平台”,推广义乌式现代商业信用机制。记者走访的众多商户都在频繁使用预警平台,查询前来交易的某家商贸公司是否有被投诉记录,如果商户对前来交易的公司有疑虑,可以提交平台,公安人员将整合信息、查审其注册材料,再通过平台反馈商户,信息同时可供其他商户参考。预警平台提供的信息服务包罗万象,有诈骗案例,也有叙利亚局势和欧盟出台的金融管理案。
      常驻外商有1.3万的义乌本身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市场。尽管个别外商纠纷引起的不实舆论给义乌造成一点困扰,但记者接触的义乌官员都强调鼓励和支持外商,给予他们“国民待遇”,为他们营造良好外贸和生活环境。伊朗人哈米在义乌经商10年,他用“化茧成蝶”形容义乌之变。哈米租用城东一套在21层的公寓做办公室,可以一览全城,他说:“当年天一黑,出租车都打不上,现在义乌的城市生活24小时不歇。”哈米说:“义乌是奋斗者的天堂。义乌人好交朋友,而多个朋友多条路。”
      “化茧成蝶”不是义乌的终点,当朴素的买卖传统被现代商业的瑕疵销蚀,义乌亟须在新的模式下吐故纳新,商户、厂家、采购商无一例外要被纳入交易的升级和信用的重建中。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中没人说要退出这一渐趋复杂的规则。伊朗商人哈米的远见是:“只要合法经营,义乌会提供无限可能性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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